关于“他们”离去真正的原因，母亲心中是一清二楚的，只是不愿让我知道罢了。“妈，他们究竟为什么啊？真为了歼灭麻雀的事儿吗？”“也许……是吧……”“不是！”母亲又停止针线活儿，又瞅了我一眼。母亲目光变得严厉了。语气也相当严厉：“做作业去！一个小孩子，别凡事儿刨根问底儿的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也不许再向别人去问！”
不久，所有的苏联人，包括那些已经和中国人结了婚的苏联人，已经做了中国孩子的爸爸或妈妈的苏联人，一批批地离开我们这座城市，回国去了。火车站天天有依依惜别乃至抱头痛哭的人们。苏联人开的杂货铺、药店、卖乳品的小亭子，几天内全都关了门……
连我们这些半懂事的孩子，也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原因，显然与歼灭麻雀无关。好像都曾被大人们严厉地叮嘱或告诫过，在一起玩儿的时候，从不谈论此事。
九月以后，教堂的院子荒芜了。一片凋零，一片萧瑟，一片枯黄。只有掩蔽了甬路的杂草，顽强地体现着生机。
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。一场大雪后，连院子里的杂草也被压倒被覆盖了。旧雪蒙新雪，一层又一层。整个冬季，院内雪积两尺余厚。雪面无踪无迹，平洁如毡。但见这儿那儿，有杂草的一簇簇尖叶戳透。一群群肥胖的麻雀啄食草籽，证明它们活得还挺惬意。雪厚得几乎和房屋和教堂的窗台水平了。房屋和教堂仿佛沉陷下去了，显得矮了许多。久旷无人的那个院子，仿佛是一处隔世纪的遗迹。在我看来，尤其神秘。我觉得那里依然有人住着。至少有一个人——上帝本人。一到天黑，院子一片死寂，令人感到鬼气森森……
大人们开始谈论那个院子，说它闹鬼。有人说半夜听到过女人的哭声，也有人说那不是女人的哭声，而是婴孩儿的哭声等等。于是我们一些住在附近的孩子，都被家长们提醒，无论白天晚上，都不许靠近那院子。春节后，街上有一户人家的男孩儿失踪了。有一天，院子的大门被撞开，几名荷枪的警察，踏着没膝的深雪，进入那一排房子和教堂搜查。他们出来时都很沮丧，因为什么线索也没有。几天后那失踪的小男孩儿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跟我们一块儿在冰上抽“嘎儿”玩。我们问他怎么失踪了好几天，他说他根本没失踪过——因为他爸爸狠狠打了他一顿，他一赌气，谁也没告诉，跑到他姨家去了。他发誓说他爸爸若再打他，他就真的“失踪”……
雪化了，天气一天比一天转暖了。春天翩翩漫漫地来到了，也来到了那久旷无人据说闹过鬼的院子。倒伏的枯蒿底下，钻出了翠绿的新草的嫩芽儿。一场连绵春雨润过大地，满院里最先开放的是“扫帚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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